汉字与中国文化教学中的理据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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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7]赵世民.探秘中国汉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8]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

[6]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7]赵世民.探秘中国汉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8]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A].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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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6)：78-82.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西汉刘向先生的《说苑·指武》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P395)这里的“文化”是状中关系的词组，指用文德进行教化和感化，是一种政治手段，是跟武威相对而言的。现代意义的“文化”，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2](P3)它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所产生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体现了自然界物质方面的不断改观，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语言符号包括口头语和以书写符号形态出现的文字，所以说文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这种把汉字字符及其系统作为文化的载体，并且来揭示汉字在构形中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就是汉字的文化阐释。汉字系统属性的形成受到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李运富先生已经做了详尽的阐释[3](P216-233)，学者们多无疑义，容不赘。本文是从单个汉字的文化阐释入手的。汉字的文化阐释源远流长，先秦时代的字形结构分析已具有了政治说教的作用，如：“于文，皿虫为蛊”[4](P2025)“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5](P709)，等等。在“文化热”的今天，汉字文化阐释也兴起了一个个小高潮，一部部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汉字文化大观》[6](P1-438)《探秘中国汉字》[7](P1-170)，等等。但是大多数著作是从普及型的需求、为了提高中低文化程度读者的兴趣和适应中低文化程度读者的接受能力的角度出发，内容安排的侧重点在于用汉字的材料来归纳其他文化现象，可是往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且对汉字文化阐释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着墨不多。这种研究是基础的、聚合的、点状的，而不是深入的、组合的、系统的。我们认为汉字文化阐释应在对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是研究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首先试图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对汉字的影响，即汉字文化阐释的理据；接下来反求诸己，来探讨汉字文化阐释的原则，以求提高汉字文化阐释的科学性。一、中国文化对汉字的影响(一)从汉字产生上看裘锡圭先生说：“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8](P33)裘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图腾崇拜的文化在原始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先民常把图腾的对象当作本氏族的名称，往往在日常器物，甚至在每个人身上把它的形状刻画出来当作徽帜，用以维护本氏族的团结，并借以区别于其他氏族。如：“豕”，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画出一头“豕”，任何人见了都会叫作“豕”，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初的文字。又如：“中”，本义是中旗，是古代氏族社会的徽帜，建旗在囗之中，所以后来引申为左中右的中。族名族徽标帜转化为文字的经验启迪了先民的心智，促使更多的非族名族徽标帜的物体转化为文字。最早的文字是“依类象形”[9](P2165)“肇于自然”[10](P812)，是古代社会生活和先民观念的记录和智慧的结晶，它们应是文化发展的结果。这就启示我们：“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我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前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册所未及者乎！”[11]中国文化对汉字的影响蕴含在汉字的形体或本义之中，解释汉字的形义来源，必然涉及该字的文化特点。(二)从汉字结构上的变化看据郭宝钧先生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统计，甲骨文中表达衣、食、住的字只有15个，金文中累积到71个，《说文解字》中增加到297个[12](P245-246)。东汉是甲骨文时代的20倍，除了大量新字产生之外，汉字结构上的变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表现。汉字是动态发展的，从结构上看，汉字主要发生了三项变化：“1)形声字的比重逐渐上升。2)所使用的意符从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3)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13](P32)随着社会的发展，最晚在商代初年，华夏民族仅靠制造表意字来记录语言已根本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了。而且，有些词特别是虚词，用造表意字的方法根本无法为它们造字。于是，汉字构件上形符表意范围进一步扩大，且更加抽象意义的义符和记号出现了。义符和记号的出现，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典型化了。形声字的产生、形成，标志着汉字已经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但是形声字的形旁一般是义符，它只能表示该形声字意义的类属，或只能根据其确定一个大致的意义范围，其表示的意义并不具体；它只为人们理解形声字的意义提供了一个线索，或指示了一个方向。如：“赢”“奸”都从“女”，一是表示姓氏，一是表示人品。同时，字号也进入了汉字形体中，如“一”是记号字，“刃”是半记号字。记号与所代表的词(或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从文字产生来看，汉字的字形(包括形符、义符、音符和记号)、字义、和字音，乃是文化传统的赋予。如：“石”字中，“厂”与山崖、“口”与方形石块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联系，乃是文化传统规定了“厂”“口”在语言符号“石”字中的意义。字音的确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约定俗成，如：“山”“水”，等；一是推论的结果，如：由“马”可推论出“妈”“吗”“码”“码”等以“马”为声符的字的读音。中国的文化是层级般的向前发展的，其大致方向是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它带来了汉字结构上的变化，即形符、义符、字号的先后出现。后来，文字进一步符号化了，越来越多的义符和字号成了汉字的构件。符号的任意性，增加了汉字文化阐释的难度。(三)从汉字使用的情况看定量是文字标准化的内容之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词义会不断出现，所以从历史上看，一字多职的现象不断在产生。换句话说，文化不断赋予已有汉字新的内容。新的内容产生的方式主要有：1)引申。如：“题”，由“额头”引申为“题目、标题”，等。又如：“苦”，由“苦菜”引申为“苦味”“痛苦”，等。2)假借。如：“之”，由“脚趾”的象形假借为“抽象的助词”。又如：“庶”，于省吾先生说：“甲骨文庶字是‘从火石、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也即煮之本字。庶之本义乃以火燃石而煮。但因古籍中每借庶为众庶之庶，又别制煮字以代庶，庶之本义遂湮没无闻。”[14](P432)此外，人们可以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汉字形体构意蕴涵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一功能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创造，来巧妙地反映人们思维千变万化的言外之意。如：避讳文化中的缺笔现象，等。从汉字使用的情况看，汉字蕴含的文化处于不断的增殖之中。增殖的方式中，汉字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的是自然发展，二者之间有逻辑关系，如：字义引申，等；有的是约定俗成，二者之间缺乏理据性，如：有的假借，等。虽然裘锡圭先生说：“跟图画有明显界限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13](P5)但是假借字在丰富汉字文化的同时，往往使汉字文化阐释的理据性丧失。汉字是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部分，它不仅是传播文化的工具，其自身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何将汉字自身负载的、渗透的、固化的当时的文化信息发掘出来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汉字文化阐释的原则。二、汉字文化阐释的原则(一)重字形，忌笼统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汉字文化阐释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探索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最初关系，唯这种关系最能显示汉字的构形内涵、汉字的功能和价值。刘志诚先生说：“古文字形体—华夏史前文化的投影。”[15](P76)要探索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最初关系，就不得不从该字的古文字字形入手。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应是汉字文化阐释的主要依据[16]。(二)重发展，忌保守文化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文化的发展对汉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汉字产生有历史层次性赵爱武先生认为：“《说文解字》收女部字计238个，从这些女部字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是氏族的核心，享有崇高的地位；二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妇女地位一落千丈，唯母亲受到尊重；三是姣好的女子只是男子的玩物或繁衍后代的工具，在欣赏、艳羡之余又把脏水泼到女子身上。”[17]与之相对应，分别产生了汉字：“姜”“姬”“姚”“赢”“姒”“妘”等，这是因为在女权社会里，姓氏多加上女旁；“嫁”“娶”“姻”“媒”“妁”等，此是关于婚姻的字。“妇”“妻”“妾”“妄”“妒”等，可看出侮辱女性的痕迹，是因为到了男权社会了。“奸”“娼”“嫖”“姘”“婊”等，可看出“红颜祸水”，行为不检点皆是女性的责任，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此外，同一意义的字在不同时代也会用不同的字表示。如：不同时代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字载体，从而引起了书写方式的变化，同是“书写”的意思，就先后用了“契”“锲”“书”等。又如：同有“照面”意思的“湏”“鉴(声转为镜)”等字的先后出现，可得出这是古人以水为镜演变为以铜为镜影响的结果。汉字产生的历史层次性，启示我们在汉字文化阐释时要有历史观，应有时空概念，要“知人论世”。2.汉字使用中的变化李运富先生说：“文化因素也可能导致汉字结构的变化，例如忌讳等，这就属于外部原因了。”[18]出于迷信或敬畏心理而讳用、讳言不吉利或长者姓名中的字眼或其谐音的，这就是忌讳。忌讳文化对汉字的影响结果主要有以下两种：1)产生异体字。如：“缗”，改为“緍”，“昬”改为“昏”。唐代为避李世民的名讳，将汉字部件中的“民”改为“氏”。张世南先生说：“‘民’则易而从‘氏’，‘昬’‘愍’‘泯’之类，至今犹或从‘氏’也。”[19](P77)这样，“缗”和“緍”，“昬”和“昏”就成了异体字。其中有些异体字后来还取代了正字，如“昏”字。2)出现新造字。“邱”是清代才产生的新字。据《桥西杂记》记载：“雍正三年，奉上谕，孔子圣讳，理应回避，今九卿会议，九卿议以凡系姓氏，俱加‘阝’为‘邱’字。”[20](P28)原来是清代为避孔子的名讳，将“丘”字加“阝”成“邱”字，并用“邱”字替代姓氏中的“丘”字。“邱”就是新造字。中国民族文化，绵亘数千载，汉字使用中的变化，导致了汉字文化与汉字形体的脱节，给汉字文化阐释带来了难度。(三)重联系，忌封闭汉字文化阐释是以汉字为核心的，个体汉字往往会由其正体和变体等形成一个字种，正体和变体之间、字种和字种之间的字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同时，汉字文化阐释具有多边缘交叉的性质。所以在汉字文化阐释中，我们既要注意各字种中各个体的联系，还要注意总体系统中各字种的联系；另外，还要注意汉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1.汉字文化阐释要利用汉字的字际关系汉字在产生时字形和本义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可是在使用中，会出现“同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词位，同词也可以用不同的字形来记录，因而字形与字形之间在表词属性和记录职能等方面可能形成种种复杂关系。”这种种复杂关系就是汉字的字际关系。根据汉字的存现环境，李运富先生进一步提出：“汉字的字际关系应该分别从文字系统(构形系统)和文献系统(字用系统)两个角度来描述。”[21](P121)下面就从这两个角度来举例说明：1)文字系统中形成的字际关系主要有同音字、同义字、同形字、异体字和同源字等。如：“梳”字的名称由来可从它的同源词“疏”中找到答案；“篦”字的名称由来可从它的同源词“密”中找到答案，“篦”字古属脂部並纽，“密”字古属质部明纽，脂、质对转，並、明为旁纽，二者古音很近。又如：“鬼”，《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4](P2592)“鬼”的本义可用它的同音词“归”来解释，《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4](P1595)这反映了古人对死亡的认识。2)文献系统中形成的字际关系主要有本字和通假字的关系。如：《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22](P76)“羞”，通“馐”，美味的食物；“直”，通“值”。本字和通假字主要是同音的关系。2.汉字文化阐释需要多方面的知识1)礼制。如：“班”，《说文》：“分瑞玉也”。瑞玉是古代用作凭证的东西，中分为二，各执其一。又如：“名”，《说文》：“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张舜徽《约注》：“许君云自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严男女之防，《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闲内外者为至密，故禁冥行。冥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厚别远嫌也。此篆说解，足补古代礼制之遗，最为可据。”[23](P307-308)2)心理学。如：“搜”，《说文》：“茅搜，茹芦。人血所生，可以染绛。”茅搜草，又叫茹芦草。可用它来染成深红色，古人谓是人血染地而生，借以解释了“搜”字从鬼的用意。反应了古人迷信的思想。3)民俗学。如：“巫”，甲骨文字形象两玉交错形，古代巫师以玉为灵物。“豊”，王国维先生说：“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24](P2074)又如：“出”，李孝定先生说：“古人有穴居者，故从止从凵(按：凵，坎限之象)，而以止(趾)之向背别出入也。”[25](P291)4)历史学。“髽”，《说文》：“丧结。《礼》：女子髽衰，吊则不髽。鲁臧武仲与齐战于狐鲐，鲁人迎丧者，始髽。”古代女子在服斩衰、齐衰丧服期间，要扎丧髻，它起源于鲁国人迎接阵亡的将士。5)医学。如：“砭”，徐锴先生说：“《南史》所谓石针。”[26](P190)古人用石针刺破皮肉治病，这可能是现在中医针灸的开始。6)工艺学。如：“铸”，李孝定先生说：“(甲骨文)上从两手持倒皿，或从鬲，乃形讹。倒皿者，中贮销金之液，两手持而倾之笵中也。下从皿，则笵也。中从火，象所销之金。”[25](P4596)汉字文化阐释的边缘性要求我们汉字文化阐释者个体要力求开阔视野，同时还要吸引多学科的人才组成团队，利用文字学、文化学、神话学、民俗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对汉字系统进行多侧面的考察、论证，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四)重文献，忌臆猜东汉许慎先生在《说文·叙》中对于“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的主观臆猜的学风是强烈反对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阐释时必须要做到“信而有证”。如：“孟”，《说文》：“孟，长也。从子，皿声。”孟本意指兄弟姊妹中排行居长的。如：孟姜，《诗·墉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郑玄笺：“孟姜，列国之长女。”[4](P314)庐剧中孟姜女指姓姜家的大女儿。又如：孟子，春秋时通行以孟仲叔季的排行加在姓名前作称呼，如宋国子姓，其长女嫁给他国的多称“孟子”。《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杜预注：“子，宋姓。”孔颖达疏：“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孟、伯俱长也……妇人以字配姓，故称孟子。”[4](P1712)可有人认为“孟”是会意字，从子、从皿，是抛弃器皿中婴儿之形或是食首子的意思。类似的还有“弃”，《说文解字》：“弃，捐也。”是双手抛弃簸箕中婴儿之形。是什么原因要把婴儿抛弃掉呢？有人认为此来自于古代抢婚风俗，进而解释道，古人不知女子妊娠的时长，总认为抢来的女子怀孕的第一个孩子不能保证是自己的血统，于是，第一个孩子总是要扔掉。还有其它说法：是“不孝子人所弃也”，是起源于古老的民俗“试子”。因缺乏文献证明，我们认为以上种种说法皆是臆猜。我们还是存疑为是。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阐释时要运用各种典籍建立证据链，以达到“首求字形之无忤,终期文义之大安”[27](P1)。(五)重实际，忌浮夸王卫兵先生说：“如何界定汉字性质既是值得重视的课题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28]汉字与文化之间关系虽然密切，然而现实中，没有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随意加以文化阐释的现象时有发生。刘正英先生说：“根据《解河图、洛书与八卦图》一文的研究结果，(我)辨认出6000年前半坡陶文是我国比较成熟的一批象形文字，主要是表示1—9几个数字，并且与大地湾一期陶符是一脉相承的，从而将汉字起源上溯到80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时代。”[29]“仓颉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曾做过十分卓绝的贡献，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29]我们认为，半坡文字符号的识别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仓颉现在也只能说是可能存在的人物。此段文字应是神话般夸大汉字文化功能的记载。此外，王宁先生还说过：“在讨论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文化’是不包括‘汉字’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汉字作为一个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30]汉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对汉字文化阐释有赖于对文化学成果的深刻领会、把握和运用。汉字文化阐释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汉字文化阐释的结论必须要得到古典文献、考古文物等的有力证明。汉字，古老而精深，历久而弥新，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破译汉字密码，也就是汉字文化阐释，它是一种边缘研究。阐释者只有在掌握汉字文化阐释理据的基础上，并进而遵守科学的阐释方法，汉字文化阐释才能显示出它勃勃的生机。参考文献：[1]刘向.说苑译注[M].程翔，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李运富.汉字学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5]高华平，王奇洲，张三夕.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6]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7]赵世民.探秘中国汉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8]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A].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7.[10]刘熙载.艺概注稿[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1]张世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J].国学丛刊，1923(2)：79-82.[12]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1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刘志诚.汉字与华夏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1995.[16]张道升.“春”字的释疑及启示[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16-119.[17]赵爱武.从《说文解字》女部字看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2)：91-94.[18]李运富.论汉字结构的演变[J].河北大学学报，2007(2)：1-7.[19]张世南.游宦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叶名沣.桥西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李运富.论汉字字际关系[A].汉字汉语论稿[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第一册[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王国维.观堂集林[M].上海：世界书局，1990.[25]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26]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27]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7.[28]王卫兵.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从立论基础单位及其两种观察角度说起[J].江淮论坛，2014(4)：172-178.[29]刘正英.从半坡陶文看汉字起源[J].淮阴师专学报，1997(2)：9-12.[30]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6)：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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