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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变革与中国诗歌之革新

来源:汉字文化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8-2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回望百年新诗研究,在方法论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为反思,立足于当下的历史反思,是对既定美学秩序的重新审视。这样的反思和审视其实还在于某种探索与发现,对过去我们未曾

回望百年新诗研究,在方法论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为反思,立足于当下的历史反思,是对既定美学秩序的重新审视。这样的反思和审视其实还在于某种探索与发现,对过去我们未曾触及的问题做新的解析和阐释,或对具体诗人在百年新诗史上的影响进行挖掘与再界定,这些都是新诗生产体系的重要面向,不但指涉了多元的诗学形态,而且对应了个体诗人与整体美学之间的辩证法。 本期栏目的三篇文章,皆是从反思立场出发,对百年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做了富有问题意识的透视。郭勇《汉字变革与中国诗歌之革新》一文,从文字学视角切入到白话新诗的发生现场,打破了我们过去一贯从语言学角度理解新诗的路径,在一种新的人文逻辑中考察了从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字变革的论争与新诗发生之关系。作者充分梳理了当时知识界学者和作家对于文字革新与白话诗互动的各种观点,让这种新诗起源性的反思获得了深层的对话性和历史感。宋宁刚《艾青与百年新诗的遗产》一文,将个体诗人的创作置于整个百年新诗历程中进行审视,在线性的时间发展观中,展开某种横向的立体建构,既凸显了艾青作为重要诗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在个体与整体的比照中赋予其时代意义和诗学本体价值。而宋宝伟《前卫与此在:新世纪先锋诗歌的文本特征》一文,则将新世纪先锋诗歌始终坚守和延续以否定、叛逆、实验为显明特征的诗歌精神,切入当代人生存与生命体验中。无论是对于经典诗人形象的重塑,还是基于对新诗发生侧面的还原,抑或对先锋诗歌文本特征的阐述,任何反观与审视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对历史经验的再想象,这种策略性选择在百年新诗的整体架构中会呈现为“问题诗学”的可能,这也是我们抵达新诗研究本质的内在维度。

中国新诗在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引起学界注意的首先是语言问题——白话入诗。其实在晚清“诗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时,触动诗歌根基乃至席卷整个文学领域的,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有汉字变革,因为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相互之间其实有密切的交集。

如今,在反思新诗得失时,学界多关注语言方面,文字革新的争论及其对新诗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晚清:汉字变革与诗歌革命的先声

把汉字变革提升到关乎国家民族存亡高度的,是晚清至“五四”时期“言文一致”这一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命题。现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一般认为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自1877年开始动笔。在比较中日文字之后认为,汉字繁难而日文便捷,因而在使用、推广方面后者占有明显优势,他把语言文字问题与民众素质、国之强弱联系起来,并从文字衍化与文体演变的角度指出希望所在:

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1]()

黄遵宪的“言文一致”主张,包含这样四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言文一致”的提出是基于“言文分离”的现实。在他的论述中,“言”为语言,“文”为文字。黄遵宪认为,当时的中国,言文处于分离状态;二是言文分离的原因是汉语随时空而变迁,但汉字却有着超时空的稳定性,因而中国的言文分离就不可避免;三是言文分离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就语文本身而言,其应用推广受阻;就社会而言,会造成民众素质低下、国家贫弱;四是解决言文分离的办法是汉字变革和文体创新两条途径,即简化文字和使用浅易文体,而文体创新——使用浅易文体——又涉及书面语的变革。

联系晚清与“五四”时代的变革,黄遵宪既触及“言文一致”的重要方面,也提出解决方案。他指出言文分离的原因,为后来的国语运动和汉字革新运动的发动者所认可,成为汉字改革的理论依据。

黄遵宪在理论上提出汉字变革的重要性,不过他只是提出字体改革,即简化汉字,而非改汉字为拼音文字,并且他的诗歌维新,只涉及语言而未触及文字问题。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当推黄遵宪:“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2](p.2)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体现出一种过渡的特点。他注重古人以文为诗的经验,“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1](p.79),开始表现出向宋诗靠拢的迹象。于是,晚清的诗界革命“最终止步于宋诗派的摹仿风气中”,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正是选择了梁启超后退之处,作为理论出发点与进攻方向”[3]()。中国诗歌革命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五四”知识分子的身上。

文章来源:《汉字文化》 网址: http://www.hzwhbjb.cn/qikandaodu/2020/0821/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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