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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变革与中国诗歌之革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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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的文化意味及其与诗歌史的关联

以文学创作和批评加入文学革命的鲁迅与周作人，则在汉字与中国文学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周氏兄弟都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又注重从思想革命的高度把握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变革，剖析汉字与汉文学、汉文化之间的关联，因而他们的论点就更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鲁迅对汉语汉字与汉文学、汉文化之间水乳交融的关联同样有着深切的体会。鲁迅发现读古书使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10]()。因此，他抨击汉字，是作为新文化的战士，为摧毁旧文化而发出的呐喊，是一种文化策略。

周作人对汉字与汉文学关系的体认，也达到相当的深度。自1940年起，周作人陆续写下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他自认为较重要的有四篇，即《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在《汉文学的前途》中，周作人拈出汉字与汉文学的关系，作为拒绝拼音文字的理由：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学，“总都是用汉字所写，这就是汉文，所以这样说，假如不用汉字而用别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也好，反正那是别一件东西了，不在我说的范围以内。因为我觉得用汉字所写的文字总多少接受着汉文学的传统，这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写下去，与这传统便渐有远离的可能了”[11](p.867)。

周氏兄弟对语言文字问题的认识，与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章太炎就是力图以“小学”达到以古为新的目的，返归源头，从古语古字古音古义中寻找汉语汉字最本真的特质。周作人实际继承了这一点，挖掘汉语汉字自身的特质及其与汉文化血脉相连的关系。因此，他发觉白话文运动要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结果却是“妖孽是走掉了，而谬种却依然流传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对此他感慨还是应该“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11](p.798)。由此回溯到1930年，周作人已经揭示出汉字与汉文学之间的关联：“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他列举出的“把戏”有对联(对对子)、灯谜、诗钟，进而是“正宗的文学”如律诗、骈文，而八股文则是将汉字特质发挥到极致的集大成者：八股文是“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而且破题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灯谜，至于有些‘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他认为八股文堪称“中国文学的结晶”[11]()。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与汉文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拼音文字写出的诗歌，与汉字写出的诗歌，很难说在听觉上会有本质的差异。1925年，朱自清在《文学的美》一文中已涉及这一问题。他特别提到“文学也可说是用听觉的材料的；但这里所谓‘听觉’，有特殊的意义，是从‘文字’听受的，不是从‘声音’听受的。这也是美的媒介之一种”。文字是“意义”，或者说是“引起的心态”，故而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为此，他分析了“摹声字”“感觉的联络”，字音(语音)皆有意义，此外还有文句、诗节、韵律、节拍、变声和语调等[12]()[注]朱自清：《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165页。。

吴世昌在《诗与语音》(1933年)中也谈到语音在造成诗歌美感上的功效，而在他的文中，语音也就是字音。他认为：“诗的声音的力量和他所给与读者经验上的印证，有最深切的关系。”他还指出：“文字的功用是两层的：它的意义所激动的是思想。它的声音所激动的是情感”，这就打破了思想/语言/文字的等级结构。吴世昌还花大量篇幅探讨了“字音在诗文中所直接引起的感觉和情绪”，发现“字音不但能够暗示各种不同的情调，有时一首诗的意义境界都能从声音中表现出来”，而“口腔的部位和动作，最能表现诗中的情绪”。他的结论是“中国诗词中这类的问题极多，诗和语音的关系最密切”[13](pp.59-82)[注]参见吴世昌：《诗与语音》，吴令华编：《文史杂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9—82页。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删稿中，也特别提到了诗词的音韵问题，如第二则：“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公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是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结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又如第三则：“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吴世昌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思考汉语汉字的特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