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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变革与中国诗歌之革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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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清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黄遵宪是以改良的温和态度提出汉语汉字的革新问题，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派”这里，态度就极为激进。1907年6月，《新世纪》创刊于巴黎。李石曾以“真”的笔名发表了《进化与革命》一文，提出 “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的问题，主张“文字革命”“语言文字同革命”[4]()。李石曾依据进化论，比照西方语言文字与汉语汉字，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式框架，强调文字也遵循进化之“公理”，西方拼音文字进化程度高，故而是文明事物；中国的“象形”文字程度低级，是野蛮事物，故最理想、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废弃汉语汉字，改用万国新语，这样自然可使中国进入文明行列。

以拼音文字为文明事物而排斥、轻视非拼音文字，本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西方拼音文字为最高等，对其他语言文字包括汉语汉字的鄙薄，是西方人常见的态度。因此，《新世纪》诸人在文字问题上的主张极具煽动性，也由此引发了章太炎与他们之间的激烈论争。虽然“新世纪派”并不重视文学问题，但正如张全之所言：“由文字革命到借助文学改造中国之‘种性’，这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吴稚晖“呼吁‘杂习他种文字之文学’，即是引进国外文学，以达到改良‘种性’的目的，这一要求到五四时期,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新世纪派’固然不是一个文学社团,但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看法，显示出企图借助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热切渴望”[5](p.10)。

无论是黄遵宪，还是“新世纪派”，包括“五四”时期倾向于废除汉字的钱玄同、黎锦熙等，他们的思路大致上都是建立在思想/语言/文字的秩序等级结构之上，即认为语言(口语)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因而要传达思想情感，就要推翻文言的地位，改用更接近口语的白话，而文字也应该改用可以直接记录语音的文字。直接用拼音文字来创作一时难以实现，就先从语言入手，实现白话文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晚清直至民国汉字拼音化主张的内在思路。

二、胡适与黎锦熙：不同方案的设计与分歧

真正推动了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是“五四”知识分子。不过，“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在破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方面有着态度的同一性，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内部的分歧与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五四”知识分子有各自的身份、立场与思路，当胡适与黎锦熙分别通过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而进入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时，内在的差异与分歧就逐步显露出来。

1915年9月20日，胡适提出“诗国革命”的口号，连带发表了自己关于诗歌变革的方案：“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6](p.7)胡适对自己的这个口号和方案很重视，他虽然视语言文字为工具，但是他又认识到语言文字与思想情感的内在关联。由此，胡适主张以口语入诗、以白话写诗，才能真正突破晚清诗界革命的局限，开创中国现代新诗的局面，但是对于汉字变革问题，胡适显得谨慎许多，他实际上也发现与汉文化缠绕更紧密的是汉字，在1928年发表的《名教》一文中，他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是有宗教的，这个宗教就是“名教”，所谓“名”，就是文字，即“写的字”。“名教”就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7](pp.57-58)。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中，胡适将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等文收入，可以见出他是将汉语、汉字、文学等作为新文化工程的组成要素来通盘考虑的。

因此，按照“凡事有个进行次序”的说法，胡适认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6](p.146)所以，与钱玄同、陈独秀不同，胡适始终关心的是他的白话文主张，他也并不太相信拼音文字能取代汉字。

耐人寻味的是，钱玄同此文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而同期刊发的文章不仅有钱玄同、孙国璋、陶孟和、胡适等人关于世界语的论争，还有胡适那篇被黎锦熙誉为“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联合的标志”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从中可以见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既存在着一致性，同时也展现出内在的分歧：就一致性而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都提倡语言变革，以白话代文言；就分歧而论，胡适更关心的是语言而非文字的革新，但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如钱玄同、黎锦熙却更关心文字革新，将拼音文字的创制视为最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