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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练字的图像学阐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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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造纸术已得到较大改进,纸张业已大范围使用。造纸术为书写提供了纸张,利用纸张的书写实践也为人自觉的审美提供了契机。人
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造纸术已得到较大改进,纸张业已大范围使用。造纸术为书写提供了纸张,利用纸张的书写实践也为人自觉的审美提供了契机。人类书写史上出现的其他物质材料,诸如龟甲、青铜器、简牍等,由于材料自身的限制,书写的主要目的在于记事,其审美的因素尚不明显。随着纸张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字的审美因素,开始关注字体的美观以及汉字之间的连缀。“纸张质地轻软,幅面宽大,裁剪随意,便于书写,不仅对文献的写作和传播、保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也给书法艺术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8]63相对于其他书写材料,纸张制作成本低,易于得到,尤其在东汉蔡伦对造纸术进行改进之后,纸张的运用已非常普遍。龟甲、青铜器、简牍等书写材料,不仅质地坚硬,而且面积狭小,不易书写,故汉字的审美因素并不被特殊强调。“纸张质地轻软,幅面宽大”,为呈现汉字的审美特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技术规训下,针对当时存在的文人用字“弃义而逐奇,理乖而新异”[3]437的风气,刘勰提出了作文选字应当贬斥的四种弊端,即“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3]444。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在选字时,不仅要避免使用形体奇异怪癖的字,而且要避免在一个句子中使用多个偏旁相同的字;不仅要避免在一个句子中重复出现同一个字或在诗赋中韵脚为同一个字,而且在一个句子中笔画较多和较少的字应交错搭配使用。正如雅克·朗西埃所说:“在勾勒线条的时候,在排列词语或安排表面的时候,我们也勾画了共同空间的分享的方式”。[9]123虽然朗西埃的这套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绘画,但对中国的汉字同样适用。字与字之间的搭配,既为阅读者建构了由字体组合形成的共同空间,也决定着阅读者对由字体组成的感性世界的凝视方式。文中出现诡异、联边、重出、单复等现象,不仅影响声律的和谐与作品的美观,而且妨碍读者的顺利阅读以及由作品外观带来的审美感受,最终影响作品整体形象的呈现。
在齐梁时期,落后的书籍保存技术和手抄形式的传播使得文献的残损和文字的讹误现象时有出现。刘勰认为,“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3]446圣人的经典著作古奥隐晦,其物质载体纷繁杂多,同时由于简帛易于被虫蛀而破损,再加上在多次传抄过程中,由于字音相同或字形相近而出现很多讹误。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由于技术较为落后,书籍很难被完整保存,致使书籍中某些汉字被遗失。例如,在《隐秀》篇中,自“始正而末奇”至“边马有归心”四百余字,即是对原文的增补。对于这部分补文,部分学者认为是原作,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这种真伪之辩恰恰证明了古代书籍易于破损的事实。今天在考古中发现的简帛也多有残损,这就需要学者专家予以考证。因此,在增补古代典籍时,“要充分考虑物质文化的要素,尽可能避免犯以今律古的错误”[8]63。相较于造纸术,印刷术发展较慢,至东汉末年才出现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这种印刷方法要先在石碑上刻文,然后才能摹印和拓印,因此这种印刷方式不仅代价高,而且不能大范围推广。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分别出现在唐朝和宋朝,在之前的齐梁时期,主要的书写方式依然是手抄。在这种书写实践中,人们必然面临着“音讹”和“文变”的问题。同时,在传抄的过程中,由于字音相同或字形相近以及抄写者的态度和文化涵养等问题,导致字形的改变,“加上辗转、抄写、改动,文字上的错误很多,有的因音声相同而搞错,有的因字形相同而改变”[10]260。例如,由于字音相同的原因,“於穆不似”被写作“於穆不巳”;由于字形相近的原因,“别风淮雨”被写作“列风淫雨”等。
造纸术的改进和手抄形式的传播方式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书写实践,并在实践中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引导着人的实践方式。面对当时文字书写实践所遭遇的困境,刘勰给予了积极回应:一方面,对于字体的搭配,刘勰指出了四种弊端,即诡异、联边、重出和单复,并能辩证地看待,兼顾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和谐之美。例如,在避联边的现象时,他提出“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3]444,即连用几个联边字,就如同按部首排列的字典了,失去由文字搭配组成的共享空间的美感。但如果不能避开,可以连用三个。在避重出的现象时,他提出“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3]444,即如果重出的两个字都很重要,那就宁可让它们因重复而抵触。另一方面,刘勰认为,“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3]446,对于典籍中残缺不全的字,传抄者应如同圣人那样谨慎对待,即依照字义增补缺失的字,而不是按照求奇之心进行增补。在求奇原则下的错误增补,虽然迎合了时代心理,却丧失了本意,最终影响了原初形象的呈现。因此,他在赞文中说“字靡异流,文阻难运”[3]448,即在写文章时,拣选的字趋于怪异,文义就会受阻。他要求选择时人所共知的字,否则文字所承载的形象便难以呈现给阅读的主体。“声画昭精,墨采腾奋”,声指有声的语言,画指有形的文字,其分别对应于“音讹”和“文变”。要避免手抄时代的讹误问题,刘勰认为要做到语言和文字的清晰精美。这不仅是对语言声律和汉字字形的精美要求,也是对语音和字体的准确性与易识性的要求。
文章来源:《汉字文化》 网址: http://www.hzwhbjb.cn/qikandaodu/2021/0419/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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