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练字的图像学阐释(3)_汉字文化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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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练字的图像学阐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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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尤其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新的政治规训重新规训着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即屏蔽某些旧形象和创造某些新形象，并进一步将其合法化与自然化，最终导致前代的某些常用汉字被遮蔽，同时某些汉字被创造出来。如刘勰所说“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3]442，即到了曹魏时期，文字有了新的规范。在新的政治规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汉字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在曹魏时期，反观汉代的作品，人们便感到深奥难懂，其原因就在于曹魏政权使某些形象成为可见的，而另一些形象成为不可见的。由于纯粹的形象是朦胧的，如幽灵一般的存在，因此它必须被社会系统所组织，借助具体的物质媒介才能呈现出来。欲使不可见的形象彻底被遗忘，曹魏政权必须让它所依靠的媒介丧失作用，被抛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某个形象得以呈现的物质性汉字被屏蔽了或者无法固定下来，因此它既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图像，也不能被广泛传播。虽然形象可以出现在其他媒介中，例如雕塑等，但这种媒介不具有广泛性，其传播的形象只具有私人性而不具有社会性。由于其自身与所呈现的形象的脱离，被遮蔽的汉字即便字形简易，也被视为生僻艰深的奇字。正如刘勰所说：“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3]442后世之人共同知晓的字，虽然字形复杂却容易获取它所表达的意思，而为一个时代共同废弃的字，虽然字形简单却难以知晓其意思。究其原因，一个字的难易不在于笔画多少，而在于能否通过该字体给出与其相应的形象。当一个字变成难字或易字，它便反映了某个形象在一个时代的禁忌程度，进而折射出规训该形象的政治制度。

汉字的音、形、义及其用法都是在具体社会系统中形成的，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倾向性。因此，在作文之前，必须对古今汉字加以辨别，在新旧的对比中获得启迪。如刘勰所说：“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拖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3]443胸中之意要首先呈现为象，象的营造则依靠有声的语言。对于写作而言，有声的语言最终要物质化为有形体的文字，即形象借助物质性的汉字形体和意义呈现给主体，因此作文之前必须“该旧而知新”[3]443，即辨别汉字的古今音、形、义等。过去常用而现在不常用或已消失的字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即社会禁止人们做什么以及哪些事物和现象消失了。通过对这些不常用或已消失的字的了解，人们可以深入把握社会规训系统的变化，因为形象“在或多或少不同的年代或时期里集体共存，受我们称之为‘世界图景’的非常大的形象构型所主导”[1]101。每个汉字所呈现的具体的形象总是受整体的社会形象的影响，因此通过对业已废除的汉字及某些汉字的古代字义、字形和用法的了解，人们可以深入把握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从而看到一个业已逝去的社会现象。如W.J.T.米歇尔所言，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名称，一个身份，一个格式塔或定型的模板，一种描述，一种用法或功能，一段历史”[1]169。通过古代社会现象反观当下的生活现实，为当下的生活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因此刘勰强调，解释字义的《尔雅》与汇聚奇字的《仓颉》虽然体例不同但相互配合，通过它们辨明旧的东西而知道新的东西，即通过窥视圣人的世界以审视当下的世界。

三、汉字与技术规训

像雕塑、摄影等其他媒介一样，汉字媒介也是包含技术规训的物质实践。正如W.J.T.米歇尔所说：“媒介不仅仅是那种物质，而且是(如雷蒙·威廉斯指出的)涉及技术、技巧、传统与习惯的物质实践”。[1]216技术因素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作用于物质实践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而规训着人的观看方式。观看的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技术的改变直接影响着人的观看方式。米尔佐夫认为，在工业化时代，人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特定活动之上，从而忽略其他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更看重同时与各种渠道的信息保持联系的能力，‘多任务处理’成为一个流行词汇”[5]56。工业化时代的技术塑造着人们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而信息时代的技术则塑造着“多任务处理”的观看方式。因为在信息时代，人们在同一时间可能接收多个信号，因此信息时代的人必须具备同时处理多渠道信息的能力。不同的技术规训着主体的观看方式，影响着主体的物质实践方式。人与技术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人通过不断地实践发明和更新技术，另一方面，技术通过在实践中的应用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并塑造人的新的行为方式。对书写实践活动来说，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带来了新的书写的物质材料和书写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观看方式和新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