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练字的图像学阐释(2)_汉字文化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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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练字的图像学阐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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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之所以是形象传播的最理想的物质媒介，是因为它的同一性和规范化。否则，它既不能成为人际沟通与交流的工具，也不能成为政府法令传达的手段。一方面，诸多的形象构成一个巨大的集体，与人的社会生活以及被表征的物质世界相共存，但这个形象的集体只存在于记忆的混沌中，如同幽灵一般漂浮不定。它必须通过物质媒介才能稳定下来，才能清晰地呈现在主体的头脑里，才能用于表征和改造世界。这就要求其他的物质载体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所以刘勰提出“一字体，总异音”[3]439，统一规范文字的形体和发音，即在一个共同体内，对其所使用的汉字予以规范化和统一化。另一方面，文字是形象转化为稳定的图像的最理想的物质载体，而“形象的生命不是私事或个人的事。形象的生命是社会的生命”[1]101。形象的社会性特征要求它的物质媒介汉字也具有社会性特征，因此一个社会必须对汉字的音、形、义予以统一和规范，否则物质媒介所表达的只能是个人的私事。如结绳记事所呈现的事件就是仅为个人或有限的几个人所知晓，其所呈现的形象也不具有生命力。正如刘勰所说：“仓颉造之，鬼哭粟飞；皇帝用之，官治民查”。[3]439仓颉创造了文字，改变了结绳记事的传统传播方式，最初在先民群体中出现了“文章兴而乱渐见，故其妖变致天雨粟，鬼夜哭”[6]627的现象，先民们面对新的记事媒介产生了媒介恐慌，因为他们认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会引起以文乱法的现象。黄帝推行了新的传播方式，即以汉字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官吏借助它治理政务，使得百姓借助它洞察万物之理。如果没有统一和规范的汉字承载形象，人们只能进行面对面的即时交流，而对于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交流则无能为力，这样不仅不利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且不利于社会经验的积累，进而阻碍人们洞察万物之理。

二、汉字与政治规训

作为媒介，汉字不仅是人际间进行交流的物质中介，还是包含政治规训在内的社会实践。如W.J.T.米歇尔所言，一个媒介“不仅仅是一系列在个体之间进行‘调节’的物质材料、装置设备或是符码，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将个体包于其中”[1]232。汉字不单纯是物质性的中性材料，还是一种社会结构。无论是汉字的创造还是汉字的广泛推行，都充满了政治实践目的。例如，封建官僚集团利用自己的权威，通过对汉字进行分类、保护和删除，形成符合自己权威的逻辑分类。“接着它围绕一个理想的客体，一个目的或目标，动员所有这些力量，将这个目标作为帝国征服的动机，使其成为帝国自身的目的和生命。”[1]168通过对汉字进行新的逻辑分类，官僚阶层生产出一套客观性话语，并通过客观性话语塑造出一个理想的客体，并动员所有社会成员为这理想的客体而奋斗，在规定理想客体的同时，也塑造了坏的客体，即不符合官僚阶层核心利益的客体。好的客体或坏的客体不是客观的外在事物，而是一个群体塑造的具有社会属性的形象。它既具有亲和性也具有排斥性，因此其最理想的物质载体必然具有政治性。例如，在秦代嬴政时期，“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卫杂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6]628。非秦国文字记载的文献都是需要被焚毁的，因为它们是使被禁止的形象得以呈现的物质载体。因此，对汉字的政治规训，既规定着汉字的发展变化以及实施的范围，也规定着人如何将汉字用于社会实践，最终导致新的观看方式的产生，即在汉字媒介的政治规训下，人能看到什么和不能看到什么。

汉字的规范化是一个政治规训的过程，并通过对汉字的政治规训，规训人的观看方式，促进或阻碍人的社会化过程。所谓政治规训，指“一套实践活动、知识体系、措施和制度，所有这些旨在管理、治理、控制和引导——以一种所谓有用的方式——人类的行为、姿态和思维”。[7]15作为一整套实践体系，它具有自上而下的传播特点，并以“有用”诱导着人们。如刘勰所说：“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3]440所谓“汉初草律，明著厥法”，指汉初的法律对文字的应用有一系列规定，即从法律上规范汉字的形体和扩大汉字的应用范围，下至学童的教育与考试，上至官员与百姓的上书，都有明确的规定。“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颉》，总阅音义”[3]440-441，即为了汉字进一步发展，汉政府便征集通晓文字学的学者，编纂图书以供社会使用。在这种环境下，通过对《尔雅》和《仓颉》等书籍的参阅，扬雄搜集有用的奇字编纂成《纂训篇》。在汉朝法律的影响下，个体从童年到老年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中都充满着对汉字的物崇拜。例如，统治者取士的标准之一便是能够熟练运用文字，“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6]628。由此可知，一方面，入仕者必须通晓文字规范，书写统治者所规定的文字，否则便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汉武帝时期的石建，在其所写奏章中，将“马”字少写了一画，便心生恐惧。这既是石建本人性情谨慎的表现，也是在法律的规训下人们不敢对文字有所亵渎的表现)；另一方面，不通晓汉字的人难以进入整个封建官僚体系中，他们将对汉字的物崇拜转化为对士人的偶像崇拜。在法律的规训下，这种社会化过程逐渐被自然化和合法化，最终成为塑造主体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