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日本元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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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注 释 ①日本飞鸟时代，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暗杀苏我入鹿，并消灭苏我氏宗族的一场宫廷政变。之后，中大兄皇子改革了日本政治体制，史称“大

注 释

①日本飞鸟时代，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暗杀苏我入鹿，并消灭苏我氏宗族的一场宫廷政变。之后，中大兄皇子改革了日本政治体制，史称“大化革新”。

②《皇室典范》是日本一套规定皇位继承顺序等，与日本皇室的制度与结构相关的法律。

③登极令是日本于1909年（明治42年皇室令第1号）公布的，基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期的“旧皇室典范”，对天皇的即位礼等做出规定的皇室令。

④此为狭义正统王朝元号的总个数。如果加上非正统王朝的元号个数则为537个。

⑤根据谶纬说在辛酉革命与甲子革令的年份进行换元等。

⑥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第五卷《梅花歌卅二首并序》。这是日本第一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元号，以往明确出处的元号皆出自于中国典籍。

[1][日]冲森卓也.日本的汉字-1600年的历史[M].东京:ベレ出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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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元号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仍然使用元号纪年的国家，上至天皇下至百姓，元号渗透进每一个日本人的生活中，并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历史观和时间感觉，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元号制度始自中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翌年，首创元号“建元”。此后间隔大约七百年，时至中国唐代，日本国内处于变革时期，先后派遣十几次遣唐使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元号制度作为汉字文化的一部分与律令制度等一同传入日本。据《日本书记》记载，日本最初的元号始于孝德天皇即位元年，即645 年，元号为“大化”。日本最初的元号从7世纪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效仿中国的古代时期、幕府干涉的中世时期、“一世一元”的近现代时期以及“元号法”问世的战后时期此四个时期。公元7世纪，经历“乙巳之变”①的日本建立起了以天皇为最高统治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巩固皇权，天皇模仿唐代中国建立起了律令制度，其中就包括可以焕新人心、统合民意的元号制度。元号制度建立初期，皇室时常会将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解释为祥瑞之兆，并以此命名立为新元号。例如大化以后的8代天皇84年间，共计换元14次，皆与祥瑞有关。其用意应当在反复向国民传达天皇乃天神之子孙，受天命即帝位的思想，维护新统治。进入中世幕府时期后，国家的政治权利由天皇转入幕府将军手中，此时虽然元号在选定过程中会受到幕府的影响，但决定新元号的最终权利形式上仍由天皇持有。19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近代化改革，因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以往以吉凶之兆频繁进行改元的做法越来越不被国民所理解，并且频繁更换元号也给国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于是在明治改元之际，维新政府模仿中国明清一帝一元的做法，提出了“一世一元”制，规定只在新天皇即位时改元，一代天皇只能使用一个元号。这一提倡在明治22年被写进《皇室典范》②第十二条，并在明治42年发表的《登极令》③第二、三条中明确规定了“一世一元”的实施细则。至此，“一世一元”在法律明文上得到了完善。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顺利选出明治之后的“大正”、“昭和”新元号。但二战结束后，根据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要求《皇室典范》等被废止，元号制度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元号早已潜移默化地根植于日本国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元号的再法制化被提上国会议程。并在1980年4月的国会上以压倒性的意见通过并成立了新的《元号法》。新成立的《元号法》仍坚持“一世一元”制，并规定新元号必须由内阁通过政令进行决定，同时承认当时正在使用的“昭和”元号的合法性。二.日本元号汉字的出典范围日本的元号选择用汉字作表记，不以假名或罗马字替代。从文化现象上看，这是日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良好继承。而从文字选择上看，也是因为现代日语中的假名或罗马字属于表音文字，同音字过多容易发生歧义现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传达信息时不易发生歧义，并且更加严肃权威。例如根据2007年日本文化厅文化部国语课以日本两大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对象进行的“汉字频度数调查（报纸）”调查结果显示，千字以内用于表达社会或政治方面内容的汉字占汉字使用总体的93%。由此可以看出，日语在发表权威性信息时通常会比较青睐于使用汉字来表达。这是因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传达信息时有着相当大的权威性。日本元号汉字的选定有其既定的过程和规定。无论是王朝时代还是武家时代，元号都是由朝廷的儒官提出候补的元号，再由天皇敕定。其中平安时期的儒官以大江氏为主，到了平安后期藤原氏取代大江氏，而镰仓时期以后尤其室町后期的应仁以后以菅原氏居多。根据1979年大平内阁的阁议报告“元号选定手续”的规定，元号的选定需要经过“候补元号的提出”“候补元号的整理”“草案的选定”“新元号的决定”四个阶段。首先，由首相任命若干名知识分子提出2到5个候补元号，并说明其含义与出典。随后总理府总务长官对候补元号进行整理讨论，并将结果报告给内阁总理大臣。再由参众议院的议长、副议长选择其中一个候补，最后由内阁会议做出决定新元号的政令。但需要注意的是，候补元号必须满足下面几个条件：寓意符合国民理想；两位汉字组成；易读易写；以前用过的元号或谥号要避免使用；没有被俗用，例如人名地名企业名等。受古代“中华帝国”的辐射影响，周边“四夷”国家大多直接借用中国元号，而日本自“大化”以来，一直坚持建立自己独立的元号，纵观中日的元号历史，两国没有在同一时期通用过相同的元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国选用过相同的汉字作为元号。中国从汉武帝至清末共计使用元号354个④，日本从“大化”至今共计使用元号248个，两国重复使用的元号共达32个，占中国元号总数的9%、日本元号总数的13%。其中中国先使用日本后使用的元号有26个，反之日本先使用中国后使用的有6个。两国重复使用的元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表明治世理想的元号，例如“天安”、“永和”“永历”等，其次是宣传天人思想的元号，例如“天禄”、“天和”、“天保”等，以及对帝王个人品德要求的元号，例如“嘉庆”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分别为天（10次）、元（4次）、平（3次）、和（3次）等，这些汉字都是表达平和永世及宣传天人思想的常用好字，因此得到反复利用。另外，两国重复使用的元号大都时间上相去甚远，并且作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应该可以排除两国在元号选定上进行互相借鉴的可能性，而发生这种重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他们的出典都是来自中国古籍这一点中找到答案。除2019年4月1日公布的下一任天皇的新元号“令和”外，迄今为止日本所有的元号汉字皆取自中国古籍，且大半出自唐代以前的古籍。据森本氏的《日本年号大观》统计，这些古籍共计77种，根据引用次数按顺序可将其分为史、经、子、集、纬五大类。其中史书类23种，被引133次，被引十次以上的有《后汉书》（24次）、《汉书》（21次）、《晋书》（16次）等；经类虽然只有13种，但被引次数高达102次，被引十次以上的有《尚书》（35次）、《周易》（27次）、《诗经》（15次）；子类种类多达25种，但被引次数只有50次，其中包括《艺文类聚》（9次）、《庄子》（4次）、《维城典训》（4次）等；集类共计被引28次，其中25次出自《文选》；纬书类最少共计八种，被引13次。这些典籍中被引次数最多的是《尚书》35次，其次为《周易》27次，《尚书》记录了古代君臣的言行及政令，《周易》则是古代的占筮之书，二者都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其中包含了大量对国家和政治的哲学思考，对同样受教于儒家文化的日本来说，在这样的经典中寻找适合表明治世理想的元号汉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三.日本元号中的常用汉字从“大化”至“平成”，约1400年间日本共计使用元号248个，平均五年半更换一次元号。若以天皇代数来计算，则平均一代天皇更换元号二到三次。其中因天皇即位更换元号83次，因发生祥瑞或灾异现象更换元号131次，其他原因⑤更换元号29次。虽然后两者数量上占大多数，但更换元号最根本的原因仍是新天皇即位，新天皇通过更换的新元号表明自己的治世理念，向外宣示国家独立，对内促进国民一心。日本的元号与古代中国的元号相同，大部分由两位汉字组成。但也有例外：中国有西汉末年新朝建立者王莽的三字元号“始建国”，以及唐朝则天武后的四字元号“天册万岁”等。而日本于奈良时代749至770年间，就有连续五次使用四字元号的现象，并且其中四次都是因祥瑞换元，749年陆奥地区献上黄金一事被视为祥瑞之兆故此换元为“天平感宝”，同年因东大寺大佛建成兼天皇即位换元为“天平胜宝”，757年宫中与骏河出现神虫灵字故换元“天平宝字”，765年称德天皇即位换元“天平神护”，767年宫中与骏河天空出现景云故换元为“神护景云”。但这样的多字元号是极少数的，若以每个元号两位汉字来计算，则日本元号中所使用的汉字字数至少应为496个，但实际上因为其中一些汉字被反复使用，所以实际元号中所使用的汉字只有73字。将其按使用次数降序排列如表1所示。其中使用率最高（超二十次以上）的汉字包括“永（29次）、天（27次）、元（27次）、治（21次）、应（20次）、和（20次）”六位汉字，含有这些汉字的元号数量共计131个，占元号总数的52%。若观察其字义，“永”意为“永久、永远”，天意为“天神、上天”，元意为“开始、起端”，治意为“安定、太平”，应意为“应和、顺应”，和意为“和顺、平和”，都是显示天皇乃天神之子，天皇受天命承大统，以及祈愿长治久安的治世愿景的常用好字。将其与中国元号使用率最高（超20次以上）的汉字“元（46次）、永（34次）、建（26次）、天（21次）、和（21次）、平（20次）”（第九卷）相比，“永、天、元、和”是二者都常用的元号汉字，此四字都是可以表达帝王治世理想的常用好字。日本常用中国不常用的汉字为“治、应”二字，中国常用日本不常用的汉字为“建”字，这正反映出日本与中国政治文化的不同：在革命动乱和王朝更替比较频繁的古代中国，帝王们通常会选择较为振奋人心的积极果敢的汉字作为元号，例如以“建”字开头的元号“建武”就曾被中国多个王朝反复使用，以此来展示帝王们建立强大的新王朝的决心。例如西燕帝慕容忠、东晋元帝司马睿、西晋惠帝司马衷、后赵武帝石虎、北魏北海王元颢、南朝齐明帝萧鸾等都用过“建武”作为年号纪年。而在虽有内乱但无革命的日本，除个别时期，例如南北朝时期，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使得日本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元号，并且皇室更青睐于选用一些较为平稳的祈愿长治久安、永世和顺的汉字作为元号，例如刚刚结束的平成时代的“平成”就出自中国古籍《史记》中的“内平外成”以及《书经》中的“地平天成”，取其内外、天地都能和平的寓意。若将其使用率最高的六位汉字按照字首字尾使用次数降序排列则如表二所示。由表格数据可知，常用于字首是“天”、“永”、“元”，而常用于字尾的有“应”、“治”、“和”。其中最突出的是“天”与“和”两位汉字。“天”字在元号中的使用次数共计27次，全部位于元号字首，而“和”字在元号中的使用数量共计20次，其中有19次位于元号字尾，仅1次位于元号字首。从词构成上看，这六位汉字都是单音节的成词语素，本身具有一定的含义，但也可以和其他词根组成新的词汇。例如“天”在被当作元号汉字时，“天”字本身可以表达天皇乃天神子孙的统治思想，以及祈愿上天保佑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同时“天”还可以和其他词根结合形成复合词。“天”作为一个名词时，放在字首可以和其他词跟组成状中偏正型的复合词，例如“天应（781-782年）”、天永(1110-1113年)”、“天和（1681-1684年）”等，或者放在字首作为被陈述的对象与后一词根组成主谓型的复合词。例如“天平（729-749年）”、“天长（824-834年）”、“天正（1573-1592年）”等。而“和”在被当作元号汉字时，单独一个“和”既能表达对和平和顺的美好愿景，同时“和”也是日本大和名族的简称。当“和”作为形容词时，与其他词根组成复合词，则经常以中补型复合词为主，放在字尾补充说明前一词根。例如“永和（1375-1379 年）”、“ 应 和（961-964 年）”、“ 元 和（1615-1624年）”等，唯一将“和”放在字首的元号即元明天皇在位期间所使用的元号“和铜（708-715年）”。庆云五年（708年）日本的武藏国秩父郡地方向元明天皇进贡了天然黄铜，这意味着日本首次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天然铜矿，因此由原来的“庆云”换元为“和铜”。并于和铜元年（708年）开始铸造日本最早的货币“和铜开弥”。这里的“和”应该意为大和名族，即意为日本，作为名词与“铜”组成偏正结构的复合词，意为“日本的铜”。于此相同，“永”、“元”、“应”、“治”四字都是在拥有本身含义的同时，又可以和其他词组成或偏正结构或主谓结构的复合词，这样的汉字组词空间大，因此不仅可以满足元号的寓意要符合国民理想的甄选要求，而且可以避免元号的重复使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一共使用过248个元号，但元号汉字却只有73字。因为这些汉字寓意好，组词空间大，只需将这些汉字重复利用就可以有无数种元号可供选择。此外，选择上述这些汉字作为元号，不仅可以获得这些汉字的出典文所蕴含的深意，还可以同时获得汉字本身的含义，以及两位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的第三重含义。例如2019年新天皇即位更换的新元号“令和”，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⑥，寓意每一个日本人都和对明天的希望一起，盛开出各自的花朵。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将“令月”与“风和”拆开并从中摘出“令”与“和”作为元号，“令”寓意“美好”，“和”寓意“和顺”。而将“令和”二字放在一起，以形容词“令”修饰名词“和”，亦有“美好之大和”之意，即“美丽的日本”。短短两位汉字的组合就让人联想到这三层含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元号不仅深受汉字文化的影响，而且在充分掌握汉字的组词规则以及元号的命名技巧之上，不断加入日本元素，使之融合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也表现出日本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特点。四.结语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主张摆脱一国史观，以跨地域的研究视角将目光聚集于东亚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涉活动上。长期以来，中国的经典古籍一直是东亚文化的核心之一。儒家的《论语》、司马迁的《史记》、李白杜甫的诗句等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东亚地区人民共有的文化基因。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穿梭于东亚各地区之间，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向外发散思想文化信息。据《日本书记》记载，汉字书籍于3世纪末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这期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汉字的字音字形都慢慢发生了改变，但由于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其字义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例如新元号中的“令”字，现代日语中有“りょう”和“れい”两种读音，字形也与现代汉语中的“令”稍有区别，但无论是在现代汉语还是日语中的“令”仍有“美好”的含义。如此一来，以汉字为载体的日本元号，不仅可以将元号中的所包含的日本国民的理想横向宣传至东亚其他国家，以元号纪年更可以将美好的治世理想纵向传达给后代。而拥有这样强大能量的信息源头就蕴含在看似短短的两位元号汉字之中，这既是日本文化的魅力，也是中国汉字的魅力，更是中国汉字与日本文化碰撞融合的魅力。注 释①日本飞鸟时代，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暗杀苏我入鹿，并消灭苏我氏宗族的一场宫廷政变。之后，中大兄皇子改革了日本政治体制，史称“大化革新”。②《皇室典范》是日本一套规定皇位继承顺序等，与日本皇室的制度与结构相关的法律。③登极令是日本于1909年（明治42年皇室令第1号）公布的，基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期的“旧皇室典范”，对天皇的即位礼等做出规定的皇室令。④此为狭义正统王朝元号的总个数。如果加上非正统王朝的元号个数则为537个。⑤根据谶纬说在辛酉革命与甲子革令的年份进行换元等。⑥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第五卷《梅花歌卅二首并序》。这是日本第一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元号，以往明确出处的元号皆出自于中国典籍。参考文献[1][日]冲森卓也.日本的汉字-1600年的历史[M].东京:ベレ出版，2011.[2][日]所功.年号的历史[M].东京:雄山阁，1988.[3][日]森本角藏.日本年号大观[M].东京:目黑书店，1933.[4][日]平凡社编.亚洲历史事典[M].东京:平凡社，1962.[5]张劲松、李明.日本的年号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J].辽宁大学学报，1994,(3).[6][日]金文京.汉文与东亚[M].东京:岩波书店，2010.[7][日]林四郎、松刚荣志.日本的汉字、中国的汉字[M].东京:三省堂，1995.[8]刘元满.日本皇名、年号用字中的汉字文化表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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