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东亚文学读张哲俊教授东亚比较文学导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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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以韩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箜篌引》为例进行分析。不过，《箜篌引》最初记载于中国晋崔豹的《古今注》中，而非韩国文献。其国别问题尚未

作者以韩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箜篌引》为例进行分析。不过，《箜篌引》最初记载于中国晋崔豹的《古今注》中，而非韩国文献。其国别问题尚未有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作品，因为这首诗中的地名、人名等都是中国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韩国的翻译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将地名和人名中国化，而张哲俊教授认为《箜篌引》的国别问题颇有争议，还值得研究。《箜篌引》是民谣口传作品，没有具体的作者。较早的另一部韩国诗歌作品《龟旨歌》也是以汉字记录的民谣，是翻译作品。

这两部作品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韩国文学始于汉文学。……如没有汉文，便不会产生最初的诗歌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汉文是韩国文学产生的直接前提和结果。二是翻译为汉文诗歌的意义。……翻译文学是韩国文学史上的最早作品，这意味着韩国文学的产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此后韩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成为东亚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5]

汉字在翻译文学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其实，不仅韩国的文学是从翻译文学开始的，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文学大多也是从翻译文学起步的。

(二)汉字与东亚最初的母语文学标记

除了翻译文学，日本和韩国还有以汉字来标记母语文学的作品。日本和韩国母语文字出现前，汉字已经传入并且逐渐普及，因此，汉字在母语文字出现之前起到了记录母语文学的作用。然而，当时日本和韩国汉字的教育并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用汉字记录母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与困难。

在日本和韩国，用汉字记录母语文学的方法几乎相同，张哲俊教授以日本较早成书的《古事记》中的歌谣以及韩国较早的乡歌《薯童谣》为例，对日本人和韩国人用汉字记录母语文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从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汉字在标记日本、韩国等母语文学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这种标记方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汉字大部分都是起到标音的作用，因此很难通过汉字推测歌谣本身的含义。

由于日本和韩国的记录方法相似，张哲俊教授又提出了问题：日本和韩国的记录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对此，张哲俊教授以百济王仁到日本后创作的和歌为例进行叙述，得出两者可能存在一定关系的结论。

(三)汉字与东亚最初的创作文学

如前所述，张哲俊教授对自己的观点——《箜篌引》等是韩国较早的口传民谣而非创作作品进行了论述。韩国最早的个人创作作品是琉璃王的《黄鸟歌》。张哲俊教授对《黄鸟歌》与《诗经》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二者都是四言诗，且体裁、语句的运用都极其相似；《黄鸟歌》与《诗经·小雅·黄鸟》都是以失恋内容为体裁，《黄鸟歌》的第一句“翩翩黄鸟，雌雄相依”与《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中的“翩翩者鵻，载飞载下……翩翩者鵻，载飞载止”的句法十分相似。由此得出结论：琉璃王创作的《黄鸟歌》受到最早传入韩国的经典作品之一——《诗经》的影响，二者有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百济王仁对于促进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张哲俊教授认为是王仁将汉字系统地传入了日本。后人在日本大阪王仁的遗址处发现了一首和歌。这首和歌以汉文标记日文，据推测可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早记录为文的作品。如果此作品作者是王仁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王仁创作了日本最早的和歌。然而，这首和歌是否出自王仁之手，还需要考证。张哲俊教授认为，王仁创作和歌只能算是一种假说。

张哲俊教授通过从翻译文学、母语文学标记、创作文学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汉字与东亚文学诞生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较早时期东亚文学的形态以及汉字在其中的作用。

三、结语

张哲俊教授的著作《东亚比较文学导论》是东亚文学、文化相关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本文以第一章——《汉字与东亚文学》为例，对作者的行文思路、逻辑等进行了分析、梳理、解读。

“东亚文化圈包括汉字、儒学、律令和中国化的佛教等思想文化要素。”[6]汉字作为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先决条件。汉字对东亚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是东亚文学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张哲俊教授以汉字在韩国、日本的传播为切入点，结合大量考古文献资料进行论述，并且对相关先行研究进行整理，条理清晰地论述了汉字在韩国、日本零散传入以及系统传入的历史、汉字与东亚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作者引用大量文献，涉及汉语、日语、韩语等，可见作者语言功底之深厚。

文章来源：《汉字文化》 网址: http://www.hzwhbjb.cn/qikandaodu/2021/0419/8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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