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观》：朝鲜国王眼中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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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长达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文化对朝鲜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东亚世界”的“四个要素”包含

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长达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文化对朝鲜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东亚世界”的“四个要素”包含“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载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88-92页），而“汉字文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在“异域”大放光彩，对朝鲜的史学、文学等影响极大，由汉字写成的文史作品也构成了朝鲜文学的主体。 朝鲜王朝（1392-1910年）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王朝，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也是文教最鼎盛、受中国文化影响最为集中的时期，这时“汉字所使用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它在当时韩国的社会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韩]文贞惠《汉字在韩国》，《语文建设》1995年第4期，第40页)。至朝鲜后期，第22代国王正祖李祘（1752-1800年）在位时，朝鲜的文化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峰，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是由于正祖自小就酷爱读书，尤其是对中国文史经典的喜爱，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有大臣评论道：“惟我圣上好学之诚，实由天得。千乘非其乐也，所乐惟圣经贤传……夜辄朗读群书，更鼓不四五下不寝也。”（[朝鲜]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56，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43页）正祖由此获得了“读书大王”的美誉。此外，他也擅长编书，除了命臣下编修外，还多亲自参与，在位期间，共编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共100余部书籍，数量之巨，古今罕见。《诗观》即为其中的一部。 《诗观》为正祖御定编修的一部中国诗歌总集，长达560卷，“上自《风》《雅》，下逮宋明诸家，黜噍杀之响，取铿锵之音”([朝鲜]正祖《弘斋全书》卷180，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510-514页，下引不再标注)。该书的编写基于两个背景：一是朝鲜后期“文体之日趋淆漓”，以“燕岩体”为代表的“稗官小说”等十分风靡，正祖则主张通过大量编写“正文”之书来引导士人学习和使用正统的古文体，即“文体反正”的需要。二是清朝官私大量诗文集的整理和辑佚，以及《四库全书》的纂修活动对朝鲜的刺激和影响。正祖也认为，中国各代诗歌文风不同，“而要之一代之风，一方之俗，因亦有可观者存，此《诗观》之书所由作也”，这体现了正祖对中国清以前诗歌文学的整体审视。他阅读《诗观》时曾评价中国历代诗风：“《风》《雅》古逸尚矣，两汉以质胜，六朝以文胜，魏稍文而逊于两汉，唐稍质而过于六朝，宋之谈理，明之尚气。”抓住了各代诗文的主要特征。 《诗观》按时间先后顺序收录中国诗歌，依次为《诗经》及《逸诗》等先秦诗歌454首，共11卷；两汉至蜀汉取27人之诗54首，1卷；魏取28人282首、吴取2人4首，2卷；晋取103人536首，5卷；刘宋取43人493首，5卷；南齐取33人302首，2卷；梁取155人1867首，13卷；陈取73人552首，4卷；北魏取24人43首、北齐22人71首，1卷；北周13人325首，3卷；隋87人337首，3卷（汉魏至隋代失名之诗552首，各以时代附载）。唐取43家首，127卷；宋取17人首，198卷；金1227首，10卷；明取13人首，186卷。《诗观》共收录中国从先秦到明代诗歌凡首，数量十分可观。 中国诗歌之体裁最盛于唐，正祖亦认为“诗至于有唐而可谓大盛，上下三百年之间，作者名家磊落可数者，盖累百有余”。正祖从中选出了43家之诗：“虽取玉于昆冈，多可抵鹊。而采珠于沧海，贵其探骊。今选四十三家。此其尤杰然可观者也”，并坚持“家以选之则不得不甚少，而诗以取之则不能不甚广”的标准。在该书的御制《序文》中，正祖对唐代诗人的诗歌有大量评价，这里仅节取部分为例： 评价初唐四杰： 王勃命辞赡缛，属对精切。杨炯思如悬河，酌之不竭。卢照邻之悲壮顿挫。骆宾王之尤工五言。此其并驱方驾于子安、盈川也。 评价盛唐时诸家： 王维秀词雅调，意新理惬，诗中有画。孟浩然伫兴而作，超然独妙，气象清远，采秀内暎。李白上薄曹刘，下陵沈鲍，纵逸跌宕，若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飘飘凌云，信乎其为谪仙人。杜甫浑浩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谓之诗史，不亦宜乎？若其词气风调之光焰万丈，具有古人之定论。 评价中唐时诸家： 韩愈骋驾气势，汪洋大肆，如金鸱擘海，铁骢跑埒。柳宗元下笔创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刘禹锡锋颖森然，若剑花星芒。张籍长于乐府，忒多警隽。卢仝之险，李贺之诡，俱极诗家之变，取之者乃以备众体也。白居易叙情铺事，直写胸臆，委曲浓畅，可许以达观旷韵。元稹平易明白，与香山好对唱酬之手。 评价晚唐时诸家： 杜牧清励豪迈，词辄可讽。温庭筠艳丽清拔，尤擅神敏。李商隐造意幽深，托情微婉。许浑偶对精姸。王建缀词绮艳。 最后，他总结道：“唐诗之瑰观，可无外于此。若郊岛之寒瘦，往往令人幽悄不乐……晩季风气，如醇酒之罄，醨糟不足啜。若此者非不卓然，号之曰名家。而去取之权衡，自有深意，亦唯善观者，可自知之耳。”可见，正祖对唐代诗人诗风的评价按照时间顺序，非常详尽，甚至有一定的“分期”概念；点评时擅于抓住其文风要旨，以褒扬为主，但却流露出一丝遗憾。虽说要读者“自知”其“去取”的深意，可是“深意”不已经在这些诗评中了吗？ 之后的宋代诗歌，正祖一反评价唐诗时的赞扬态度，不时提出不满。他认为：“宋诗盖能变化于唐，而以其所自得者出之。所谓毛皮尽落，精神独存者是也。嘉隆以还，哆口夸论者，则訾之以腐，是何异于谈（啖）龙肉而终日馁者哉！但其全集，传者无几……所收不过十一于千百。”明显发现了宋代诗歌的衰落之景，但作品数量却高于唐代。对于所选苏轼、黄庭坚等之17家诗，往往有褒奖也有批评： 王禹偁学李杜而未至焉者也……苏轼气象洪阔，铺叙宛转，深得子美之法，而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即其才学之所溢也。黄庭坚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为江西诗派之宗祖，但本领为禅学，不能脱苏门习气，是为沉肓之病。 至明代，正祖仅选取了刘基、高启、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张居正等13人诗文。对于明代诗歌的数量“繁荣”，正祖则持冷静态度： 如徐袁之尖新巧靡，锺谭之牛鬼蛇神，固所显黜而痛排。若其长短互并，疵誉相参。揭竿操矛而呼者，不啻如堵。其进其麾，滥竽之可戒，先于遗珠之可惜。或有丑齐而异遇者，固非偶为抑扬，聊欲举一而概十耳。 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明代诗歌的许多缺陷，他对明代文人的评价不多，气势也比较平淡，如下例： 刘基声容华壮，如河朔少年充悦忼健。高启矩矱全唐，风骨秀颖，才具赡足。宋濂严整要 切，能亚于其文。陈献章殊有风韵冲淡，而兼能洒脱……吴国伦雅炼流逸，情景相副。张居正华赡老炼，足称词馆之能手。 文末，正祖以“自是以往，吾不欲观，非直为无诗而已也”结语。足见正祖在做了对中国清代以前诗歌的通贯评论以后，得出了对中国诗歌发展非常悲观的结论。这种结论的得出无疑是其源于对中国古代诗歌体裁逐步“衰落”的认识。 正祖御定《诗观》，缘于正祖改革对内文化政策的需要和受清代学术文化之刺激。作为饱读诗书之君主的御定书，《诗观》生动地展现了朝鲜国王眼中的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脉络，也体现了中国文学对周边国家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其评论虽未免有些偏颇，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外国君王对他国文学进行如此繁厚的辑录和评论工作，是不多见的！虽然它只是浩如烟海的朝鲜汉籍中的一部，却仍可以丰富我们对本国文学的认识。诚如张伯伟先生所言：“（域外汉籍）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异域之眼”。（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引入“中国文学的域外影响”和“由域外文学而反观中国”的视角，对于提高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和拓宽学术视野都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 ） 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长达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文化对朝鲜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东亚世界”的“四个要素”包含“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载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88-92页），而“汉字文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在“异域”大放光彩，对朝鲜的史学、文学等影响极大，由汉字写成的文史作品也构成了朝鲜文学的主体。 朝鲜王朝（1392-1910年）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王朝，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也是文教最鼎盛、受中国文化影响最为集中的时期，这时“汉字所使用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它在当时韩国的社会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韩]文贞惠《汉字在韩国》，《语文建设》1995年第4期，第40页)。至朝鲜后期，第22代国王正祖李祘（1752-1800年）在位时，朝鲜的文化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峰，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是由于正祖自小就酷爱读书，尤其是对中国文史经典的喜爱，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有大臣评论道：“惟我圣上好学之诚，实由天得。千乘非其乐也，所乐惟圣经贤传……夜辄朗读群书，更鼓不四五下不寝也。”（[朝鲜]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56，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43页）正祖由此获得了“读书大王”的美誉。此外，他也擅长编书，除了命臣下编修外，还多亲自参与，在位期间，共编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共100余部书籍，数量之巨，古今罕见。《诗观》即为其中的一部。 《诗观》为正祖御定编修的一部中国诗歌总集，长达560卷，“上自《风》《雅》，下逮宋明诸家，黜噍杀之响，取铿锵之音”([朝鲜]正祖《弘斋全书》卷180，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510-514页，下引不再标注)。该书的编写基于两个背景：一是朝鲜后期“文体之日趋淆漓”，以“燕岩体”为代表的“稗官小说”等十分风靡，正祖则主张通过大量编写“正文”之书来引导士人学习和使用正统的古文体，即“文体反正”的需要。二是清朝官私大量诗文集的整理和辑佚，以及《四库全书》的纂修活动对朝鲜的刺激和影响。正祖也认为，中国各代诗歌文风不同，“而要之一代之风，一方之俗，因亦有可观者存，此《诗观》之书所由作也”，这体现了正祖对中国清以前诗歌文学的整体审视。他阅读《诗观》时曾评价中国历代诗风：“《风》《雅》古逸尚矣，两汉以质胜，六朝以文胜，魏稍文而逊于两汉，唐稍质而过于六朝，宋之谈理，明之尚气。”抓住了各代诗文的主要特征。 《诗观》按时间先后顺序收录中国诗歌，依次为《诗经》及《逸诗》等先秦诗歌454首，共11卷；两汉至蜀汉取27人之诗54首，1卷；魏取28人282首、吴取2人4首，2卷；晋取103人536首，5卷；刘宋取43人493首，5卷；南齐取33人302首，2卷；梁取155人1867首，13卷；陈取73人552首，4卷；北魏取24人43首、北齐22人71首，1卷；北周13人325首，3卷；隋87人337首，3卷（汉魏至隋代失名之诗552首，各以时代附载）。唐取43家首，127卷；宋取17人首，198卷；金1227首，10卷；明取13人首，186卷。《诗观》共收录中国从先秦到明代诗歌凡首，数量十分可观。 中国诗歌之体裁最盛于唐，正祖亦认为“诗至于有唐而可谓大盛，上下三百年之间，作者名家磊落可数者，盖累百有余”。正祖从中选出了43家之诗：“虽取玉于昆冈，多可抵鹊。而采珠于沧海，贵其探骊。今选四十三家。此其尤杰然可观者也”，并坚持“家以选之则不得不甚少，而诗以取之则不能不甚广”的标准。在该书的御制《序文》中，正祖对唐代诗人的诗歌有大量评价，这里仅节取部分为例： 评价初唐四杰： 王勃命辞赡缛，属对精切。杨炯思如悬河，酌之不竭。卢照邻之悲壮顿挫。骆宾王之尤工五言。此其并驱方驾于子安、盈川也。 评价盛唐时诸家： 王维秀词雅调，意新理惬，诗中有画。孟浩然伫兴而作，超然独妙，气象清远，采秀内暎。李白上薄曹刘，下陵沈鲍，纵逸跌宕，若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飘飘凌云，信乎其为谪仙人。杜甫浑浩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谓之诗史，不亦宜乎？若其词气风调之光焰万丈，具有古人之定论。 评价中唐时诸家： 韩愈骋驾气势，汪洋大肆，如金鸱擘海，铁骢跑埒。柳宗元下笔创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刘禹锡锋颖森然，若剑花星芒。张籍长于乐府，忒多警隽。卢仝之险，李贺之诡，俱极诗家之变，取之者乃以备众体也。白居易叙情铺事，直写胸臆，委曲浓畅，可许以达观旷韵。元稹平易明白，与香山好对唱酬之手。 评价晚唐时诸家： 杜牧清励豪迈，词辄可讽。温庭筠艳丽清拔，尤擅神敏。李商隐造意幽深，托情微婉。许浑偶对精姸。王建缀词绮艳。 最后，他总结道：“唐诗之瑰观，可无外于此。若郊岛之寒瘦，往往令人幽悄不乐……晩季风气，如醇酒之罄，醨糟不足啜。若此者非不卓然，号之曰名家。而去取之权衡，自有深意，亦唯善观者，可自知之耳。”可见，正祖对唐代诗人诗风的评价按照时间顺序，非常详尽，甚至有一定的“分期”概念；点评时擅于抓住其文风要旨，以褒扬为主，但却流露出一丝遗憾。虽说要读者“自知”其“去取”的深意，可是“深意”不已经在这些诗评中了吗？ 之后的宋代诗歌，正祖一反评价唐诗时的赞扬态度，不时提出不满。他认为：“宋诗盖能变化于唐，而以其所自得者出之。所谓毛皮尽落，精神独存者是也。嘉隆以还，哆口夸论者，则訾之以腐，是何异于谈（啖）龙肉而终日馁者哉！但其全集，传者无几……所收不过十一于千百。”明显发现了宋代诗歌的衰落之景，但作品数量却高于唐代。对于所选苏轼、黄庭坚等之17家诗，往往有褒奖也有批评： 王禹偁学李杜而未至焉者也……苏轼气象洪阔，铺叙宛转，深得子美之法，而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即其才学之所溢也。黄庭坚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为江西诗派之宗祖，但本领为禅学，不能脱苏门习气，是为沉肓之病。 至明代，正祖仅选取了刘基、高启、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张居正等13人诗文。对于明代诗歌的数量“繁荣”，正祖则持冷静态度： 如徐袁之尖新巧靡，锺谭之牛鬼蛇神，固所显黜而痛排。若其长短互并，疵誉相参。揭竿操矛而呼者，不啻如堵。其进其麾，滥竽之可戒，先于遗珠之可惜。或有丑齐而异遇者，固非偶为抑扬，聊欲举一而概十耳。 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明代诗歌的许多缺陷，他对明代文人的评价不多，气势也比较平淡，如下例： 刘基声容华壮，如河朔少年充悦忼健。高启矩矱全唐，风骨秀颖，才具赡足。宋濂严整要 切，能亚于其文。陈献章殊有风韵冲淡，而兼能洒脱……吴国伦雅炼流逸，情景相副。张居正华赡老炼，足称词馆之能手。 文末，正祖以“自是以往，吾不欲观，非直为无诗而已也”结语。足见正祖在做了对中国清代以前诗歌的通贯评论以后，得出了对中国诗歌发展非常悲观的结论。这种结论的得出无疑是其源于对中国古代诗歌体裁逐步“衰落”的认识。 正祖御定《诗观》，缘于正祖改革对内文化政策的需要和受清代学术文化之刺激。作为饱读诗书之君主的御定书，《诗观》生动地展现了朝鲜国王眼中的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脉络，也体现了中国文学对周边国家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其评论虽未免有些偏颇，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外国君王对他国文学进行如此繁厚的辑录和评论工作，是不多见的！虽然它只是浩如烟海的朝鲜汉籍中的一部，却仍可以丰富我们对本国文学的认识。诚如张伯伟先生所言：“（域外汉籍）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异域之眼”。（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引入“中国文学的域外影响”和“由域外文学而反观中国”的视角，对于提高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和拓宽学术视野都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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